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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首尔9月25日电 题：当代戏剧传播关键在“移情” ——专访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教育系外籍专家章嘉禾 作者 刘旭 刘思宁 2025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为年度主题。在中国生活约十年的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教育系外籍专家章嘉禾应邀出席。 作为聚焦戏剧研究和教育的韩国学者，章嘉禾对中国戏剧文化有独到见解。日前，她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围绕东西方当代戏剧文化异同、数字化时代下戏剧艺术的接受与转变等展开阐述。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最初是因何契机来到中国学习戏剧并从事教学工作？ 章嘉禾：2000年从韩国首尔艺术大学毕业后，我在韩国从事了近十年的影视演员工作。由于我特别喜欢中国电影，尤其是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便萌生了来中国继续学习戏剧的想法。2011年，我来到中央戏剧学院学习汉语，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又攻读博士学位，最终留校任教。 最开始我对中国传统戏剧的了解并不多，后来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参与了一个留学生京剧表演项目，逐渐爱上了这种艺术形式。我还参与了中国导演的作品表演，与法国表演家联合创作，还参与了许多国际艺术戏剧节，这些经历都远超我最初的预期。未来我也希望能有更多机会在中国参演影视和戏剧作品。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教育系外籍专家章嘉禾接受中新社“东西问”采访。刘思宁 摄 中新社记者：从您的角度看，东西方当代戏剧在观念和表现形式上有什么区别？中国戏剧与韩国戏剧有什么异同？ 章嘉禾：总体来看，东方戏剧与西方戏剧在价值观和表演体系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植根于哲学基础：西方强调“个体冲突与社会批判”，而东方更注重“整体和谐与写意表达”。 基于这一认识，我提出了面向东亚演员的“面具理论”训练方法。该理论认为，东方人在艺术表现上往往倾向于“半遮面”，既保持内在的含蓄，又部分流露真实自我；西方表演则更倾向于全情投入、情感外放。可以说，当代东方戏剧偏重于静态的诗意营造与氛围叙事，而西方戏剧则更具动态张力，叙事方式直白多样。 而对于韩中戏剧来说，两国拥有深厚的共同文化根基，又呈现出明显差异。在教学方法上，中国戏剧教育承担着传承百年戏曲传统的重要使命，如京剧、越剧等程式化表演被系统纳入教学，以培养学生的传统审美与表演能力。而韩国则更注重隐性融合，将面具舞、盘索里等传统元素以工作坊或选修课形式融入教学，重点在于提炼其中的节奏、呼吸与情感表达方式，并将其应用到现代表演中。在思想传达上，中国戏剧常传递出民族团结和无畏抗争的精神；韩国戏剧则更倾向于表达“ ”(恨/憾/悔)这一独特文化情绪。不过，我也注意到韩中戏剧文化存在许多相通之处。例如，中国早年的街头表演艺术与韩国的盘索里都高度重视即兴互动与观众参与，强调“移情”这一核心观念。两者都借助现场互动与观众反馈，构建起表演者与观者之间的文化对话空间。章嘉禾作品《独角戏》表演现场。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相比其他艺术形式，戏剧在促进跨文化理解和沟通方面有哪些独特优势？您能分享一些印象深刻的戏剧作品或交流活动吗？ 章嘉禾：在我看来，戏剧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现场性”。演员的表演、观众的反应以及演出中的偶然状况，共同创造出每一次不可复制的体验。当演出落幕时，戏剧作为一种“现场事件”随之消逝，但人与人之间激发的情感却能长久留存。通过演出者身体和语言的表达，戏剧具有强大的“移情”力量，能让观众深入体会他人的处境，从而跨越语言与文化的障碍，实现更深层的理解。 近年来，我每年都会带领学生围绕某一文化元素进行创作。今年，我们以中国传统故事《梁祝》为题材，创作了一部当代形体戏剧作品。在改编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在韩国流传的《梁祝》版本，结局是趋向圆满的。这引发了我们一系列的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国别差异？当下，婚姻与爱情的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梁山伯与祝英台真的在一起，他们能否获得幸福？我和学生把这些思考融入创作，在重新解读经典的同时结合现实语境，探讨当代社会中的情感与性别议题。这部作品也受邀参加了韩国的艺术节，获得韩国观众的好评。 这正是戏剧的力量所在。它能够借助一个故事、一段表演，唤起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真切共鸣，搭建起跨文化对话的桥梁。改编自《梁祝》的原创戏剧表演现场。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展望未来，您认为中韩在戏剧和艺术教育领域还可以在哪些方面深化合作？您有哪些建议？ 章嘉禾：我认为，加强高校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各国举办的戏剧节，对深化国际理解与文化互鉴具有重要意义。期望未来韩中交流活动能够持续增多，推动双边戏剧文化的深度融合与长期发展。此外，教育领域的专业学术交流也不可或缺。 我也注意到中国戏剧理论及实践类著作在韩国的译著仍相对有限。希望未来两国可通过戏剧专著互译、高校学术研讨会、专家合作论坛等形式，进一步拓展双方戏剧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共同构建更加系统化和常态化的学术交流机制。2023年5月9日，章嘉禾受邀前往云南艺术学院表演工作坊教学。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2025年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为年度主题，在当今数字化时代，电子设备、人工智能融入我们日常生活，这为戏剧教育带来什么机遇和挑战？ 章嘉禾：数字化时代对戏剧领域带来的机遇其实大于挑战。当下，手机等数字屏幕占据了人们大量时间，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真实接触的机会反而变少。但有趣的是，现在的学生反而比我们当年更向往戏剧表演。他们中有很多人渴望从事戏剧相关工作或参与演出，因为他们将戏剧视为一种情感交流方式，也希望通过舞台来表达内心的感受。此外，我在教学实践中发现“戏剧具备独特的疗愈功能”，通过戏剧表演和系统化的训练，参与者更容易认识自我、表达自我。因此我相信，“戏剧疗愈”很可能成为未来戏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在文化与科技融合这一议题上，艺术界曾出现过诸如“人工智能将取代戏剧表演”“AI可替代真人出镜”等担忧。不过，经过多年探讨，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学者意识到，戏剧艺术的核心始终是“人”的情感表达。没有“真人”的参与，观众难以产生深度的情感共鸣。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给艺术创作带来新的机遇，比如技术层面的创新，或者新的艺术呈现方式。整体来说，艺术作品变得更加丰富。正如人工智能带给戏剧的变化一样，本次北京文化论坛，我比较关注全球的影视或戏剧作品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或者发生了哪些转变。(完) 受访者简介：章嘉禾。受访者供图 章嘉禾，韩国籍艺术家，现为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教育系外籍教师。从事“从形体到表演，当代形体戏剧的实践与对话——演员训练方法多元化的探究”和“韩中日传统演剧中的形体与当代形体戏剧中的形体探究”等方向的研究与教学。曾获“第30届亚洲一个人国际艺术节的优秀表演奖”“2010年韩国青年编剧优秀金奖、韩国广告优秀演员奖”“2006年韩国年轻新演员优秀表演奖”等，曾与法国默剧大师菲利普·比佐合作诗舞剧《莲生》，舞台剧与短片《曼陀罗华》受邀戛纳电影节展映。--> 【编辑:张令旗】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5.9.29总第120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1935年年底，一个冬日的下午，林徽因已经在梁思成的办公室连续工作三个小时。那一年，她和梁思成在山东曲阜考察了孔庙建筑群，并沿胶济铁路途经历城、章丘、临淄、益都等11个县，寻找散落山涧旷野的“文化瑰宝”。归来后，有大量案头工作。此刻，里间只有她一个人，窗户正好可以俯瞰天安门的院子。 “现在是五点三十分。夜幕开始降临，宛如一只银色的飞鸟。整座庭院一片青白，好似落了雪。”这是林徽因眼中，冬日的北平，但是风物的静美无法拂去心头的忧愁，工作间隙，她给好友费慰梅、费正清夫妇写了一封信：“正清，你看，如此美好的景物呈现在我眼前，我内心却感到强烈的不适与厌倦，喉咙尤其沉重，仿佛被一团东西噎住，令我窒息。”--> 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时经历过“九一八事变”的林徽因，又在1935年目睹“华北事变”，巨变迫近，她的心没法不沉痛。此后的十几年，她在战乱、贫病和一路的撤退逃难中，把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感、所忧尽数写入信件，倾吐给美国的挚友费慰梅、费正清夫妇。尤其费慰梅，是林徽因一生的密友。 后世的文艺作品，惯于津津乐道她少女时期的美貌、才情和感情逸事，事实上，颠沛流离是林徽因短暂人生的主要内容。 在她离世七十载后，今年7月，林徽因的这批英文书信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以中英文对照形式收录于《林徽因全集·英文书信卷(一九三五—一九四〇)》。 “她肯定不是什么女神” 翻开书信的影印版，于葵耐心辨认着一行行潦草的手写体英文，有些信纸非常小，字只能更小，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写不下了画个箭头，又挂到最上面；有些在正文边栏或空白处找块地方，又挨挨挤挤写好几行；还有些不是信纸，纸张质量不好，字迹难以辨认。“抗战时期条件艰苦，纸张宝贵要节省着用，现在誊录就很困难，翻译更考验水平，需要熟悉林徽因的文体，忠实她的语境。”该书编著者、林徽因的外孙女于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所以目前仅出版了书信中1935—1940年的部分，1941—1948年的书信亦将后续出版。 横跨十几年的书信信息量很大，不仅详细记录了中年林徽因的人际交往、家庭生活、思想观念和家国情怀，也以林徽因的个人视角，呈现了她所处时代的社会面貌、重大事件以及知识分子的生存和思想状况。这些通信，都被费氏夫妇细心珍藏，哪怕经历诸多离乱，见证许多更迭。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后，他们把数百封信件的影印版分别交给林徽因的孩子梁再冰和梁从诫。 20世纪90年代，梁从诫曾经撰写了介绍林徽因的文章并在选编《林徽因文集》时摘用过其中的一部分信件。梁再冰曾于林徽因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之际，第一次提笔为母亲撰写文章《我的妈妈林徽因》。“平日里妈妈梁再冰不常提及自己的家世——外公梁思成忠告她‘最难为名父子’，鼓励孩子自食其力。”于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记得，在外婆去世数年后，太婆(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托人送来一只皮箱，里面装着外公外婆的老照片和日记、手稿。幼时，这些内容多被斥为“四旧”，也没人懂这些资料的珍贵，但外婆那秀丽的面容、优雅的四合院院落、典雅的服饰，以及书写在照片旁边娟秀的小楷字，一幅幅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中。年岁渐长，她才明白其中的意义：“有时感觉外面一些谈论林徽因的书刊‘离她甚远’，她当然是一个精彩的人物，但肯定不是什么女神，而是有血有肉、非常接地气且烟火气十足的一个人。” 2024年，为纪念林徽因诞辰120周年，于葵根据家族留存史料撰写了《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一书，她想把真实可靠的史实告诉真正关心林徽因的人，林徽因最可贵之处正在于她的“真”。于葵写此书时，觉得唯其如此，才对得起外婆。书中引用了一部分林徽因的英文书信内容，在为这本书担任责编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一珂感觉这批英文书信极有价值：“无论对于研究林徽因还是研究抗战史或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都是一套珍贵且独一无二的史料，如果它们不存于世，也就罢了，既然还在，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出版。” 于葵对翻译编辑出版这些书信也颇有些顾虑，“这些信件毕竟是外婆和朋友以及闺密的私人通信，尊重前辈们的私人空间的同时，我也深受外婆那些‘掏心窝子’的话语的触动，也正是因为这点，写作中我感到这批信件的分量之重，它们的真实性无可比拟，别人再怎么替她说，不如去听听她自己怎么说”。 由于历史原因，费正清夫妇回复林徽因、梁思成的信件绝大部分未能保存，现存只见零散数页费氏夫妇自己的誊录，而无法成为一段频繁来往的历史性书信记录。“不然，两相对照，一定很有意趣。”王一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林徽因绝大部分手稿(包括文学、建筑代表作及大量中文书信)也未能保存，现存少量中文手稿亦零散不成系统。 幸运的是，林徽因与梁思成写给费慰梅、费正清的英文书信手稿在费慰梅整理下得以完整保存至今。从长篇打印稿到巴掌大纸片上的寥寥数语，包括那些李庄时期随手“涂写”的粗糙纸片，都被费慰梅装订成册。为保留林徽因的信件，费慰梅还多次将这批书信誊写。 在为书信出版做编辑、校对的过程中，王一珂时常被林徽因蓬勃的感情以及勇敢直率的表达打动。徐志摩去世后，林徽因公开发表的悼念都克制内敛，但是面对朋友，她表达了真实的思念，称他为“最亲爱的故友徐志摩”，认为“他所做的、所为之奋斗的事业远比他讲的要多得多”，坦言“在那些左右逢源、明智理性的人中，他是一股清流”。那些在战争爆发后，仍追求享受和个人地位的文化名人，林徽因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批评。当费慰梅抱怨丈夫总忙于工作，她又用自己的婚姻为例子悉心安慰知己，坦诚说出从恋人变为夫妻后感受的区别：“作为妻子的爱比作为恋人的爱要更严肃，后者处于热恋状态，自然会觉得自己飘飘然走在开满玫瑰花蕾的天堂之路上。” “哪有什么书房，她都在厨房！” 身边的朋友都爱她，乃至依赖她，在于葵看来，林徽因的魅力当然在于她丰沛的知识与思想，但不大被外界关注的，是她待人的真诚、热忱以及无微不至的“长姐”之风。林徽因是家里的长女，在她8岁时，父亲林长民又娶了一个妻子，第二任妻子生下4个儿子。复杂的大家庭里，林徽因从小就明白，有些事无法非黑即白地对待，她一面安抚备受冷落的母亲，一面帮忙照顾同父异母的年幼弟弟们。有一次三弟林恒发高烧，她抱着2岁的他，在廊子下面转悠了整整一夜。于葵感慨：“用今天的话说，外婆也是从小被锻炼出了‘高情商’。” 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北总布胡同3号院的“梁家下午茶”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周末好去处”。聚集了一批对文学、艺术和学术有兴趣的文人、学者，成为现代文学史的经典记忆。女主人林徽因当然是其中的核心，梁再冰对于葵回忆说，“林徽因最美的时候就是她说话的时候，充满激情，神采飞扬，每个话题她都有自己的见解，但别人关注她的时候，她也同样关注别人，是一个忠实的倾听者”。 正因如此，亲朋好友一遇到事就找她拿主意。有一次，沈从文和妻子闹别扭，妻子一怒回了苏州娘家，他找林徽因倾诉整整一上午，林徽因告诉费慰梅，自己“煞费苦心地同他交谈，骂他，劝他，与他讨论生活极其曲折，人的天性极其动人之处和遗憾之处”，末了还借给他钱买车票，去苏州找妻子面谈。林徽因是梁林两家弟弟妹妹们的长姐和长嫂，也是尽责照顾家人的主妇，人最多时，林徽因家中甚至接纳了十几位亲友同时住宿。梁思庄是她的小姑子，也是她的挚友，梁思庄丈夫去世后，梁思成与林徽因将她和女儿接来北总布家中同住，弟弟林恒也曾跟在她身边。人们习惯关注在前厅热情招待每一位朋友的她，鲜有人看到不时奔向后院处理大事小情的她。林徽因给费慰梅画过四合院的床铺图，还调皮地招呼好友：“请预订梁氏招待所。” 林徽因说：“早年的家庭争战已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创伤，以致如果其中任何一丝残痕重现，就会让我再次陷入过去的厄运之中。”她偶尔也羡慕费慰梅嫁了个独生子，不必像自己这样，常常“一睁开眼就陷入了更为棘手的家庭纷争”。诸事繁杂，信中也看到心力交瘁时她向密友倾诉。 厄运很快便来了，却再也不是家庭纠纷那样简单。1937年，“卢沟桥事变”在林徽因的人生中画了一道分界线，她永远告别了北总布胡同3号的优裕生活，先到天津，再去青岛，随后辗转至长沙、昆明，最后搬迁到四川李庄，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颠沛流离。在日机对长沙的一次轰炸中，炮弹就落在距离他们临时住房大门十五码的地方，她和梁思成各自拎起一个孩子往楼梯跑，还没来得及下楼，炸弹就炸了，林徽因被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梁从诫，从二楼被抛摔到地上，竟然还能完好无伤。他们奔向防空洞时，又是一轮轰炸，炮弹落在身边，他们心想这回躲不掉了，“宁愿靠拢一点，省得留下几个活着的人去承受悲剧”，所幸这颗炸弹没炸。 即便如此经历，林徽因仍然说，“不会失去勇气，在极度悲观的情况下，我们仍怀抱昂扬的希望”。一路上，他们乘坐“各种材料、也不知什么年代”生产的破旧汽车，有时十几个座位竟然塞进近30名乘客。这样逃难的途中，她那双建筑师的眼睛也没有停止发现美，她指引孩子观看“玉带般的山涧，秋日赤红的枫叶和洁白的芦苇，天上自在飘浮的云彩、古老的铁索桥”和渡船。 走到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时，她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发起高烧。因为大批军校学员和几班大巴旅客滞留，到处住满了人，即将露宿街头时，幸亏几个空军学员腾给他们一个小房间。她躺在床上发烧41度，旁边隔一个小门板，另一边就是小酒馆，满口脏话的赌徒、当地娼妓、运输司机、山东口音的大兵聚在一起喝酒、赌钱，他们的话飘过来，被林徽因记住，后来生动地写给费慰梅。于葵感慨：“在那样艰苦无助的日子里，重病高烧之中，她还有心去品味复杂的人生，用她那优美生动的语言记录下来。” 卧病几天，林徽因才刚刚退烧，一家人就又匆匆上路，结果破旧的长途车半夜抛锚在了荒山山顶。12月下旬的深夜里，林徽因拉着两个孩子的小手不停来回走动，借此暖一暖几乎冻僵的身体。“前一天她才退烧，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于葵推断，正是这番折腾，让她本已病弱的身躯遭受重创，在昆明，特别是到了李庄病情总暴发，林徽因彻底躺倒了。 一路奔波逃难，她也不再是北京四合院中高朋满座的沙龙主人，而是支撑家庭的妻子和母亲。梁氏一家在昆明住的房子如今仍在，见到其中一间曾被标为“林徽因的书房”，于葵参观时看到了，立刻打电话给母亲：“林徽因有书房吗？”梁再冰回答：“哪有什么书房，她都在厨房！” 那时候，林徽因常常一个人背一个大背篓，把一家人一周的菜在赶集时全背回来。上有老，下有小，她不得不放弃很多文学艺术的创作，来支撑这个家。在李庄时，孩子们穿得就跟狄更斯小说里的流浪儿一样，所以她要缝补那些已经补到不能再补的衣衫，她说，这似乎比让她写一章宋辽时期的建筑史还困难。她仍然在坚持和费慰梅通信，尽管“在现实面前，感情成了一种奢侈，但它不该泯灭在仅存的一线蓝天和敌人的炸弹之间”。 “终有一日我们会在某个地方重逢” 昆明郊区的龙头村，梁氏夫妇有过一段短暂的安稳日子，晃县小旅馆里结识的空军学员成了家中常客。战争开始时，林徽因几次对费慰梅说，不甘心“只是枯坐在这儿”，“必须为信仰而战，以便循着我们足迹的后来者可以享有安定的时代，成就一番事业”。林徽因说起他们结识的这批空军学员，她说既然自己不能上战场，那就要尽她所能给能上战场的空中英雄们一个家。于是这些学员成了梁家的亲人，梁思成和林徽因将他们视作弟弟，梁再冰和梁从诫唤他们为舅舅，后来，他们还作为名誉家长参加了这些小伙子的毕业典礼。 除了照顾家人，最让梁思成、林徽因操心的就是1930年在北平创立的中国营造学社，所幸学社几位重要人员逐渐在昆明聚齐，抢救古建的工作继续展开了。长久以来，林徽因都是营造学社的重要成员，遍踏荒郊野外艰辛考察，却属于不拿薪水的“编外”，如同当年拿不到建筑学位一样，既无名也无分。 16岁和父亲游学欧洲，林徽因便已经将建筑选定为自己的专业。可是那个时代，在西方，这一职业也未能接受女子，中国更是尚无建筑这一学科，建筑仅被看成劳作之事，官学儒生不屑与匠人为伍，与女子更是毫不沾边。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林徽因仍立志成为一名建筑师，为中国带回一门新的学科，孤身闯入当时还属于男人的世界。“她有‘逾矩’的胆识，放在今天，可以叫思想先锋吧。”于葵说。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收女生，她只能迂回“斗争”，以美术专业进门，再“曲线救国”选修建筑课程，毕业时获得美术学士学位，之后又到耶鲁选修了舞台美术课程。2024年，宾大将这个迟到近百年的建筑学士学位追授给了林徽因。“我们今天推崇的跨学科，林徽因在百年前就已先行实践了。”王一珂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所以《林徽因全集》与任何名家全集都不同，分为建筑、美术、文学三个板块。 梁思成进入建筑行业，也和林徽因有关。当年他从清华学堂毕业正在为出国留学做准备，当他听到林徽因对建筑学专业富有新意的描述后，立刻意识到这门专业正是自己所擅长与追求的，建筑成为他们一生的事业和纽带。 战争中，贫困交加的林徽因在李庄病榻上写下了四万多字的《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谈战后重建，它几乎是当时最新的建筑需求与理念。那时，全世界建筑师都在考虑战后重建以及城市规划等问题，身处偏僻乡下的林徽因与世界同步。梁再冰说：“我妈妈当时病得要死了，可躺在床上，她想的还是抗战后中国怎样建设，甚至怎样为低收入人群建设廉租房。” 战后回到北平，为了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重病的林徽因几乎拼尽全部气力。吴良镛回忆清华建筑系初创的情景时曾感慨：“林先生对这个系的成长操心最多”，“她躺在床上，把一个系从无到有地办起来，虽然经常卧病，她却能运筹帷幄，她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能协助我们解决颇多难题。可惜，这些并不十分为人所知，教师名单中并没有她的名字”。 身为“梁思成太太”，投入诸多考察和学术研究并做出重大贡献，却没有头衔也没有名分，这是林徽因一生学研生涯的常态，她不计较，愿做“幕后英雄”，与同人或晚辈分享自己的思考和成果，也不求回报。 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曾是营造学社的年轻成员，他后来对梁再冰回忆，那时自己年纪尚轻，不知道怎么深入这个领域，是林徽因手把手耐心指导，为他选择入门书籍，甚至告诉他最好从哪一行看起。被誉为“敦煌女儿”的常沙娜也是林徽因的学生，那时，林徽因已经长期卧床，她在病床上支一张小桌，稍有力气了就写写画画，把学生叫到跟前，给他们授课。常沙娜21岁设计的中国首块国礼丝巾，就是在林徽因的指导下完成的。 她一生挚爱她所选择的建筑事业。就在文章开头所说的那个1935年的冬日下午，林徽因写给费氏夫妇的同一封信中，她曾许下一个小愿：“亲爱的正清，终有一日我们会在某个地方重逢，对吗？你知道，我想那时我已步入暮年，为了能更好地做些工作，我应该会远离世人和琐事。” 所幸，1942年费正清被派到中国工作后他们又再相见，可是，她未曾如愿走入她所期望的真正暮年，更未能“远离世人琐事”。1955年春，林徽因由于病情急剧恶化被紧急送往同仁医院。就在此前不久，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她为了挚爱的古都北京，为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仍然一次次拖着病弱的身子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命运没有给她更多时间。1955年4月1日，林徽因离世，年仅51岁。梁思成为她设计了墓碑，上面写着：“建筑师林徽因墓。”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36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编辑:王琴】